第一百九十六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大明公务员第一百九十六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一百九十六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放水也是一门学问。
何夕显然在这一门学问上,并不是太精明的。
或者说,大明商人都是猴精猴精的。市场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有了反应。
他们或许缺少一定的金融学知识,并不代表这些人傻。特别是这些人很多都是何夕扶植起来的,与何夕派系,乃至于整个朝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情况,何夕很多动作也是很难瞒得过他们的。
即便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与何夕是一致的,并不是有意与何夕做对的。但是反应在行动上,本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何夕某得发现,他暗中发钞,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不说,甚至会损伤朝廷的信用,让某些的财力越发强大。
之所以这样,也是何夕自己说的问题。
何夕在商税上下了不少功夫。
关税,公司经营税,合并的各种消费税。这才有而今一千多万元的财政收入。何夕不敢说,他征税是完全合理的,毕竟经济上拿捏的恰当好处,也是需要智慧的。
但是,何夕却知道,想要通过加税来补齐军费缺口,是不可能的。必须用额外的手段。
问题是,从这些工厂主,或者商人手中拿出足够的钱财。并不是如同对自耕农一样简单。
这些人本身背后都有一帮人,毕竟大商贾手中的人力物力要比自耕农多太多了。同样,商人灵活性也超过了地主。地主们面对朝廷强制征税,还能将负担转嫁给佃户。
而这些人岂能不知道转嫁?
虽然北京朝廷有雄兵百万,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武力只能作为背景,不能轻易动。动了也是得不偿失。
那该怎么办?
此刻的何夕不得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面对自耕农主体,一个封建王朝是非常合适的,甚至是恰如其分。同样的,但凡一个理智的皇帝,就知道王朝的根基,就在于自耕农,在于底层百姓,所以维系底层百姓的生活。打压中间环境,就是必然。
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明君了。
资本主义制度,大商人,大工厂主,在封建政权看来,无非是无数中间环节的一个。而且是最不稳定的。自然处于打压状态之下。
而皇帝,或者说皇室,是不可能独自管理如此大的帝国,他必须有帮手,这个帮手,也是经过各种遴选的,军功贵族,外戚,世家豪强,士大夫,最后选出现在的文官官僚。
这也是而今大明政治结构,对皇权最没有威胁,让皇权统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奈何,世界上的一切要素都在变动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些士大夫们,官僚们反而成为皇帝最大的对手。
只是这些官僚本身就服从朝廷统治思想,自然也压制各种方面其他势力的崛起。
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另外一个原因。
而现在情况变了。
当王朝赋税根基,建立在工厂,工商业上。原本封建王朝收税那一套是不行了。必须要改变。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争,或许还能逐渐的改变。但是何夕却知道,平定天下战争经费是一个天文数字,何夕预期最少要一亿元。看上去多,其实不多,无非是北京方面五年赋税,如果占据天下之后,不过两三年就有了。
在何夕看来,这仅仅是底线。
如果为战争筹集经费,自然不能这么少,三亿元大概是一个合适的数字。
这样的数字,下面拿出来拿不出来?在何夕看来,是能拿出来的。本来何夕是想要用印钞票的办法来搞这一笔钱,他基本测算过,而今生产
力与生产规模,还有南京管辖钞票流通范围,是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超发。
毕竟之前,并不是没有。只是数字太大了。会引起恐慌的。
毕竟市场是有情绪的,如果单纯的计算能够代替市场情绪,那么经济学仅仅保留数学部分就行了。
那怎么搞这多钱?即便是发债,也必须要人买才行。
最好的办法,是让下面人自愿的将税交上来。
说起来可笑,这却是何夕面对的事实。
无他,这年头很多经济方面的犯罪都不是犯罪,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夕还想用查账的方式确保赋税征收。但是时间一长,经济繁华增加,即便顺天府有过万吏员,要这些吏员一一查证,这些人不用做别的事情,单单他们手中的账目,足够他们查到天荒地老了。
而且将税收标准定得死板,那下面的企业大部分都要死,成为少部分在税收上有特权的企业的狂欢,将税收标准定的很细,朝廷是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的。
毕竟在农业社会,分散的农业生产区与各地自耕农,是无法联合起来反对抗一个强大的朝廷的。朝廷可以用强制的办法来征调各地的物资与生产剩余。不需要对百姓有什么交代。看書菈
而百姓唯一能够反抗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起义。
所以王朝周期律就是这么来的,上层无限制的压榨,下层没有其他对话的可能,只能用如此决绝的手段,拉上层一起下地狱,然后在废墟上开辟一个新的王朝,再来一轮。
但是事情到了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
农业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在农田,在自耕农。而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力,在工厂。不可能将工厂继续分割到每一个工人。单个工人生产力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厂这种新生产模式才是先进生产力。
朝廷想从先进生产力之中获得财富或者赋税,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是一个个资本家,工厂主。他们的都是有力量的。
这种模式更近乎于东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
当然了,这里说的是朝廷与他们关系,而庄园经济是与工厂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司马家的朝廷面对各地世家硬气不起来,同样的问题也在北京朝廷这里了。
强制的办法不行,那只能用更具有艺术性手段了,让这些人自愿交出钱来。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统问题。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最为重要?
人是社会动物,就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是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而一套规则,想要让别人听从,就一定要有「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意识形态。
何夕之前一直回避意识形态,也就回避儒学之中关于天子的论述,就是不想刺激儒学的守旧派。同时也不想刺激朱雄英。
因为朱雄英的皇帝权力,就来源于儒学对天子的诠释。
敬天法祖,这四个字,到尽了皇帝权力来源。
天者,天命也。说明皇帝上承天命,是天之子,类似于日本人说世间神。法祖,这也说,天下者,列祖列宗之天下也。皇帝的权力还来源于自己的血统。
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这说了皇帝权力的两个来源,同时也给出儒家用来限制皇帝权力的来源,对天意的解读是儒家的权力,对祖制的解读也是儒家的权力。这就形成了权力制衡。
这其中,从来没有商贾的地位。
而今皇帝要让商贾工厂主资本家付出额外的钱?总要有一个说法吧。
就好像现在,南北之争,是正统之争。但是商人不在乎正统。在很多百姓看来,无非是两兄弟争家
产,你们争家产,让我们倾家荡产?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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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也是一门学问。
何夕显然在这一门学问上,并不是太精明的。
或者说,大明商人都是猴精猴精的。市场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有了反应。
他们或许缺少一定的金融学知识,并不代表这些人傻。特别是这些人很多都是何夕扶植起来的,与何夕派系,乃至于整个朝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情况,何夕很多动作也是很难瞒得过他们的。
即便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与何夕是一致的,并不是有意与何夕做对的。但是反应在行动上,本能的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何夕某得发现,他暗中发钞,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不说,甚至会损伤朝廷的信用,让某些的财力越发强大。
之所以这样,也是何夕自己说的问题。
何夕在商税上下了不少功夫。
关税,公司经营税,合并的各种消费税。这才有而今一千多万元的财政收入。何夕不敢说,他征税是完全合理的,毕竟经济上拿捏的恰当好处,也是需要智慧的。
但是,何夕却知道,想要通过加税来补齐军费缺口,是不可能的。必须用额外的手段。
问题是,从这些工厂主,或者商人手中拿出足够的钱财。并不是如同对自耕农一样简单。
这些人本身背后都有一帮人,毕竟大商贾手中的人力物力要比自耕农多太多了。同样,商人灵活性也超过了地主。地主们面对朝廷强制征税,还能将负担转嫁给佃户。
而这些人岂能不知道转嫁?
虽然北京朝廷有雄兵百万,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武力只能作为背景,不能轻易动。动了也是得不偿失。
那该怎么办?
此刻的何夕不得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面对自耕农主体,一个封建王朝是非常合适的,甚至是恰如其分。同样的,但凡一个理智的皇帝,就知道王朝的根基,就在于自耕农,在于底层百姓,所以维系底层百姓的生活。打压中间环境,就是必然。
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明君了。
资本主义制度,大商人,大工厂主,在封建政权看来,无非是无数中间环节的一个。而且是最不稳定的。自然处于打压状态之下。
而皇帝,或者说皇室,是不可能独自管理如此大的帝国,他必须有帮手,这个帮手,也是经过各种遴选的,军功贵族,外戚,世家豪强,士大夫,最后选出现在的文官官僚。
这也是而今大明政治结构,对皇权最没有威胁,让皇权统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奈何,世界上的一切要素都在变动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些士大夫们,官僚们反而成为皇帝最大的对手。
只是这些官僚本身就服从朝廷统治思想,自然也压制各种方面其他势力的崛起。
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另外一个原因。
而现在情况变了。
当王朝赋税根基,建立在工厂,工商业上。原本封建王朝收税那一套是不行了。必须要改变。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争,或许还能逐渐的改变。但是何夕却知道,平定天下战争经费是一个天文数字,何夕预期最少要一亿元。看上去多,其实不多,无非是北京方面五年赋税,如果占据天下之后,不过两三年就有了。
在何夕看来,这仅仅是底线。
如果为战争筹集经费,自然不能这么少,三亿元大概是一个合适的数字。
这样的数字,下面拿出来拿不出来?在何夕看来,是能拿出来的。本来何夕是想要用印钞票的办法来搞这一笔钱,他基本测算过,而今生产
力与生产规模,还有南京管辖钞票流通范围,是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超发。
毕竟之前,并不是没有。只是数字太大了。会引起恐慌的。
毕竟市场是有情绪的,如果单纯的计算能够代替市场情绪,那么经济学仅仅保留数学部分就行了。
那怎么搞这多钱?即便是发债,也必须要人买才行。
最好的办法,是让下面人自愿的将税交上来。
说起来可笑,这却是何夕面对的事实。
无他,这年头很多经济方面的犯罪都不是犯罪,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夕还想用查账的方式确保赋税征收。但是时间一长,经济繁华增加,即便顺天府有过万吏员,要这些吏员一一查证,这些人不用做别的事情,单单他们手中的账目,足够他们查到天荒地老了。
而且将税收标准定得死板,那下面的企业大部分都要死,成为少部分在税收上有特权的企业的狂欢,将税收标准定的很细,朝廷是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的。
毕竟在农业社会,分散的农业生产区与各地自耕农,是无法联合起来反对抗一个强大的朝廷的。朝廷可以用强制的办法来征调各地的物资与生产剩余。不需要对百姓有什么交代。看書菈
而百姓唯一能够反抗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起义。
所以王朝周期律就是这么来的,上层无限制的压榨,下层没有其他对话的可能,只能用如此决绝的手段,拉上层一起下地狱,然后在废墟上开辟一个新的王朝,再来一轮。
但是事情到了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
农业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在农田,在自耕农。而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力,在工厂。不可能将工厂继续分割到每一个工人。单个工人生产力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厂这种新生产模式才是先进生产力。
朝廷想从先进生产力之中获得财富或者赋税,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是一个个资本家,工厂主。他们的都是有力量的。
这种模式更近乎于东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
当然了,这里说的是朝廷与他们关系,而庄园经济是与工厂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司马家的朝廷面对各地世家硬气不起来,同样的问题也在北京朝廷这里了。
强制的办法不行,那只能用更具有艺术性手段了,让这些人自愿交出钱来。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统问题。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最为重要?
人是社会动物,就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是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而一套规则,想要让别人听从,就一定要有「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意识形态。
何夕之前一直回避意识形态,也就回避儒学之中关于天子的论述,就是不想刺激儒学的守旧派。同时也不想刺激朱雄英。
因为朱雄英的皇帝权力,就来源于儒学对天子的诠释。
敬天法祖,这四个字,到尽了皇帝权力来源。
天者,天命也。说明皇帝上承天命,是天之子,类似于日本人说世间神。法祖,这也说,天下者,列祖列宗之天下也。皇帝的权力还来源于自己的血统。
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这说了皇帝权力的两个来源,同时也给出儒家用来限制皇帝权力的来源,对天意的解读是儒家的权力,对祖制的解读也是儒家的权力。这就形成了权力制衡。
这其中,从来没有商贾的地位。
而今皇帝要让商贾工厂主资本家付出额外的钱?总要有一个说法吧。
就好像现在,南北之争,是正统之争。但是商人不在乎正统。在很多百姓看来,无非是两兄弟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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