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巴贝夫与安德鲁(上)
依照安德鲁对国民公会代表所宣称的,颁布这部《1795年宅地法》的目的,就是要2800万法国民众享受大革-命带来的福利。
每个成年人只需与政-府签下一份神圣的契约,都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地区享受一片多达100公顷的土地。连续耕种或是居住五年,但实际只需3年左右,上述国有土地就将变成私人领地。
为此,救国委员会的职责中除军事(陆海空军)与外交两项主要职权外,其管辖范围又增加了一项海外殖民地。其后,在安德鲁的主持下,救国委员会还将继续增加权柄。
最初的时候,曾有不少议员担心圣路易斯安娜的“土地大派送”,势必会引发法国本土的移民浪潮,导致国内人口增长受到影响,但安德鲁当即断言,上述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穿越者深知法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东方华夏人颇为类似,尤其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农村天主教徒,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离家15千米的范围。
尽管安德鲁竭力鼓吹向“新世界移民”,但随后的20年内,人口已超过4800万的法国,仅有45万民众主动申请移民(而非被迫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这其中的新教徒就占据了一半的份额。
好在巴黎政-府在安德鲁的积极倡议下,各级司法部门已习惯将国内的各种罪犯(含政治犯),流放到北美洲。
截止1815年为止,法属殖民地接收了差不多20万流放者及其家眷,而他们的大多数没能返回法国,永远留在这片“新世界”。
反倒是莱茵河对岸,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意志各邦国的贫穷民众,对于法属新世界的那种只要宣誓成为法兰西公民,就能免费获得大量土地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以至于,从1795年到1815年的20年间,欧洲前往圣路易斯安娜的120万移民中,那些站在红白蓝三色旗下,宣誓效忠的归化德国人就占了35万之多。
其他的20万欧洲各国移民,还包括有希腊人、瑞典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与挪威人。
在是否引进黑人到殖民地的问题上,安德鲁最初与其他救国委员会的同僚一样,持反对意见。
只是考虑到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对圣路易斯安娜的吞并之心,随即接受了一名来自瓜德罗普殖民地代表的建议,补充了《1795年宅地法》部分条款,其中规定:
对于来自北美13州的逃亡黑人,在保证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将赋予一部分的公民权。必须等到黑人服完3年兵役,或是连续劳作5年时间,才拥有殖民地地区的完整公民权。
此外,那些通过不同途径,在法国殖民地农庄“生活”的黑人奴隶,需要连续劳作5年后,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无公民权。此后,上述黑人必须借助服3年兵役,或许是继续劳作5年,这些黑人才能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土地。
需要说明的,“所谓的不同途径”,指的是借助西班牙、德意志诸侯,或其他友好国家的商人,将部分黑奴引入北美殖民地庄园的做法。那是救国委员会与安德鲁,一直认定法国商人直接参与黑奴贸易,属于非法行为。
而所谓的“黑人的公民权”仅限于圣路易斯安娜、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圭亚那等法属殖民地。但在法国本土,依然拒绝承认这种殖民地的公民权,各项权益都受到严格限制。
事实上,安德鲁主导的巴黎政-府,自始至终都严格控制进入法国本土的黑人数量,每年的签证都不准超过三百人,基本上属于经商和求学,以及少量回巴黎述职的殖民地黑人官员。
黑人将军仲马曾对此表达过公开抗议,但前者话音刚落,就被执政官安德鲁一脚踢到圣路易斯安娜,担当蒙塞将军的副手。毫无疑问,穿越者不希望在巴黎看到无法无天的“黑叔叔”。
促使巴黎政策忽然转变的,源自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军领袖,下令屠杀了一处定居点的三百名西班牙白人,包括不少的老弱妇孺。这一事件在有心人的鼓动与宣传下,促使国民公会的风向也随即发生了转变。
这一期间,身为八位执政官之一安德鲁,只是与其他同僚那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拒绝加以干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规定部分推翻了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的雨月16日,也就是1794年2月4日,所做出“废除奴隶制”的一项法案,“属于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尽管这份《共和三年雨月殖民地若干问题的补充法案》,遭遇到议会中的左派代表猛烈抨击。然而在当晚的公开表决过程中,该法案得到了五百多名议会代表的举手支持,从而直接获得通过。
……
1795年1月中旬,当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革-命伙伴正在马拉区的一处公寓楼的隐蔽地下室里,激烈讨论报刊《人民的保民官》的章节内容时,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巴黎警察毫无征兆的包围了这里。
由于此处为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加之巴贝夫与其战友的众多家眷也生活在这里,为避免警察对无辜者的伤害,革-命者纷纷放弃了抵抗。随后,这20多人都被押送到巴黎近郊的一处秘密监狱里。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进监狱了!”巴贝夫自我嘲讽道。
巴贝夫第一次被捕入狱的原因,是他成了抗拒缴纳捐税的非常热烈的辩护人。其间,巴贝夫甚至在对佩朗和鲁瓦地区的群众宣传中,说道:“必须停止缴纳这些捐税,而在非交不可的时候,就用暴力来反对那种试图恢复捐税的暴力……”
于是在1790年5月19日当天夜间,巴贝夫被捕。两天之后的21日,他被投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康斯列热尔监狱)。这是巴贝夫人生中第一次入狱,属于君主立宪派的当政时期。
好在马拉等众多革-命者的无私帮助下,巴贝夫在7月初得以无罪释放。
第二次被捕时在1791年春,那是巴贝夫被选为他定居的圣·吉尔镇的委员。由于巴贝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召集了市民大会,强迫支持吉伦特派的市长在某个意见书上签名。于是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将巴贝夫再度逮捕,这是巴贝夫的第二次被捕。
但在出庭受审的时候,证人们众口一词地为被告巴贝夫辩护,他们的辩词对巴贝夫赞赏有至。到最后,法庭只得将巴贝夫无罪释放。巴贝夫在证人的拥簇下如闪电般归来,受到了人民的欢呼。
巴贝夫的第三次被捕,是在1793年11月,在巴黎粮食管理局担当秘书的时候。
期间,因为过期的往事,代表巴黎粮食局的巴贝夫与索姆省政-府的工作往来中关系恶劣。不久,巴贝夫遭遇索姆省高等法院的缺席审判,被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外,索姆高等法院还致函给治安委员会和巴黎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罪犯巴贝夫”。
雾月24日,也就是11月14日,巴贝夫遭遇巴黎警察局的被捕。但随后,有人向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委员进行了举报,“宣称巴贝尔公民是被索姆省官员陷害的,审判也是非法和无效的。”
不久,治安委员会便指派主管警察总局政治部的安德鲁-弗兰克上尉,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一周之后,安德鲁在写给索姆省高等法院的书信中说:“据政治部调查所知,在派往巴黎粮食管理局以前和在巴黎任职期间,巴贝夫公民在公民责任感和廉洁方面无可争议。据此,我们怀疑判刑二十年的理由是否充分,请派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听证质询。”
由于索姆省方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派专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质询,因此在12月7日,巴贝夫被巴黎警察局释放,理由是“不允许拿一个具有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的人的自由当儿戏”。
然而,索姆省政-府与刑事法庭依然通过某种政治交易,向巴黎治安委员会和司法部提出了请求判决应该执行,巴贝夫应该收到逮捕。于是巴贝夫于1794年1月1日,第四次遭遇被捕。
此刻,巴黎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对巴贝夫深为同情,并且也尝试帮助他,但进展缓慢。当巴贝夫的朋友再度向“正义的安德鲁”寻求援助的时候,这位政治部长断然拒绝了。那时还是小胳膊小腿的安德鲁,没有任何勇气,去反抗来自治安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
但不久,安德鲁还是承诺了两件事:第一,将巴贝夫从环境恶劣的卡拜政治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卡姆监狱里;第二,将巴贝夫的同事蒂博多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允许他查阅有关巴贝夫的材料,汇集有利于巴贝夫的证明,准备材料,写成长篇辩护书。
很快,巴贝夫的案件转移到巴黎最高法院。牧月21日(6月9日)的庭审之后,该法院正式宣布,对巴贝夫的判决以及一切预审均为无效,并将案件转到埃纳省法院,做异地审理。
获月30日(1794年7月18日),代表埃纳省法院的雅各宾派检察官下令释放了巴贝夫。于是巴贝夫又重新回到巴黎粮食管理局任职。此刻,距离热月政变也只有九天时间了。
在热月政变前后,巴贝夫支持以塔里安、弗雷隆、安德鲁等人为首的热月党人。因为他反对1793到1794年的“专-制”的革命政府与“恐怖制度”,对“恐怖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深恶痛绝。这一期间,巴贝夫在其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反罗伯斯庇尔的言论。
在热月九日之后,巴黎公社和一些组织的幸免于难的活动家,残余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试图联合起来,在一座前主教宅邸恢复了所谓选举俱乐部,宣扬与捍卫“1793年宪法精神”。经朋友介绍,巴贝夫也加入到了选举俱乐部。
9月到10月间,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针对热月党人领导的国民公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很快,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下令查封了选举俱乐部。10月中旬,俱乐部主任列格雷被捕,巴贝夫也被通缉。
其后,巴贝尔借助某个朋友的关系,不请自来的前往波旁宫,成功见到了安德鲁。于是在四天以后,巴黎警察局撤销了对他的逮捕决定。然而,选举俱乐部依然被取缔,不得再度恢复。
当安德鲁前往东比利牛斯军团督战时,巴贝尔拒绝了前者一同前往西班牙的邀请,继续留在巴黎搞他的平等革-命。
而此时,《人民的保民官》的主要赞助人,居富瓦撤销了对巴贝夫的赞助,并声明今后和巴贝夫的报纸绝无联系。不过,巴贝夫很快找到了新的赞助人,那就是国民公会的代表,约瑟夫-富歇。
在停刊了两个月之后,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在富歇的帮助下,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重新复刊。
雪月4日(12月24日),国民公会再度废除了最高限价。而随着最高限价令的废除,除了最基本的面包和燃料之外,巴黎的其他商品价格开始一路飙升。
此刻,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此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10%,甚至更低。
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雪月19日(1月9日)的《人民保民官》报的报头写道:“非面包的商品价格飞涨。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顿。而每日超过限额的流民被禁止进入巴黎。武器和衣服生产的停止……由于取消最高限价而取得的令人厌恶的好处……给商人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渴求所提供的极为有害的行动自由……”
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巴贝夫公然宣称:“毫无疑问,用不了太久,一场席卷巴黎的人民起义即将到来”。
很不巧的,安德鲁在返回巴黎,途径中央大区首府和卢瓦雷省省会奥尔良市的期间,意外看到有人在街头宣读《人民保民官》上刊登的这一篇反对国民公会,号召民众起义的文章。
看完之后,安德鲁显得勃然大怒。那是巴贝夫显然违背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一份协议,那就是“不得在报刊杂志与公众场合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随即,安德鲁通过臂膀信号机给巴黎警察局发去电报,要求德马雷局长亲自带队,将巴贝尔及其一干同党逮捕归案,关押到巴黎近郊的监狱或是某个废弃的修道院。
至于上述这些人的密谋地址,安德鲁让德马雷直接询问约瑟夫-富歇。
于是在遭遇警察们的逮捕时,巴贝夫还异常乐观的告诉同样身处桎梏的革-命战友们,说即将返回巴黎的安德鲁-弗兰克公民,一定会来解救大家的。
的确,安德鲁在回到巴黎的第四天,站到了巴贝夫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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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救国委员会的职责中除军事(陆海空军)与外交两项主要职权外,其管辖范围又增加了一项海外殖民地。其后,在安德鲁的主持下,救国委员会还将继续增加权柄。
最初的时候,曾有不少议员担心圣路易斯安娜的“土地大派送”,势必会引发法国本土的移民浪潮,导致国内人口增长受到影响,但安德鲁当即断言,上述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穿越者深知法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东方华夏人颇为类似,尤其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农村天主教徒,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离家15千米的范围。
尽管安德鲁竭力鼓吹向“新世界移民”,但随后的20年内,人口已超过4800万的法国,仅有45万民众主动申请移民(而非被迫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这其中的新教徒就占据了一半的份额。
好在巴黎政-府在安德鲁的积极倡议下,各级司法部门已习惯将国内的各种罪犯(含政治犯),流放到北美洲。
截止1815年为止,法属殖民地接收了差不多20万流放者及其家眷,而他们的大多数没能返回法国,永远留在这片“新世界”。
反倒是莱茵河对岸,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意志各邦国的贫穷民众,对于法属新世界的那种只要宣誓成为法兰西公民,就能免费获得大量土地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以至于,从1795年到1815年的20年间,欧洲前往圣路易斯安娜的120万移民中,那些站在红白蓝三色旗下,宣誓效忠的归化德国人就占了35万之多。
其他的20万欧洲各国移民,还包括有希腊人、瑞典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与挪威人。
在是否引进黑人到殖民地的问题上,安德鲁最初与其他救国委员会的同僚一样,持反对意见。
只是考虑到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对圣路易斯安娜的吞并之心,随即接受了一名来自瓜德罗普殖民地代表的建议,补充了《1795年宅地法》部分条款,其中规定:
对于来自北美13州的逃亡黑人,在保证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将赋予一部分的公民权。必须等到黑人服完3年兵役,或是连续劳作5年时间,才拥有殖民地地区的完整公民权。
此外,那些通过不同途径,在法国殖民地农庄“生活”的黑人奴隶,需要连续劳作5年后,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无公民权。此后,上述黑人必须借助服3年兵役,或许是继续劳作5年,这些黑人才能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土地。
需要说明的,“所谓的不同途径”,指的是借助西班牙、德意志诸侯,或其他友好国家的商人,将部分黑奴引入北美殖民地庄园的做法。那是救国委员会与安德鲁,一直认定法国商人直接参与黑奴贸易,属于非法行为。
而所谓的“黑人的公民权”仅限于圣路易斯安娜、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圭亚那等法属殖民地。但在法国本土,依然拒绝承认这种殖民地的公民权,各项权益都受到严格限制。
事实上,安德鲁主导的巴黎政-府,自始至终都严格控制进入法国本土的黑人数量,每年的签证都不准超过三百人,基本上属于经商和求学,以及少量回巴黎述职的殖民地黑人官员。
黑人将军仲马曾对此表达过公开抗议,但前者话音刚落,就被执政官安德鲁一脚踢到圣路易斯安娜,担当蒙塞将军的副手。毫无疑问,穿越者不希望在巴黎看到无法无天的“黑叔叔”。
促使巴黎政策忽然转变的,源自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军领袖,下令屠杀了一处定居点的三百名西班牙白人,包括不少的老弱妇孺。这一事件在有心人的鼓动与宣传下,促使国民公会的风向也随即发生了转变。
这一期间,身为八位执政官之一安德鲁,只是与其他同僚那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拒绝加以干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规定部分推翻了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的雨月16日,也就是1794年2月4日,所做出“废除奴隶制”的一项法案,“属于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尽管这份《共和三年雨月殖民地若干问题的补充法案》,遭遇到议会中的左派代表猛烈抨击。然而在当晚的公开表决过程中,该法案得到了五百多名议会代表的举手支持,从而直接获得通过。
……
1795年1月中旬,当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革-命伙伴正在马拉区的一处公寓楼的隐蔽地下室里,激烈讨论报刊《人民的保民官》的章节内容时,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巴黎警察毫无征兆的包围了这里。
由于此处为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加之巴贝夫与其战友的众多家眷也生活在这里,为避免警察对无辜者的伤害,革-命者纷纷放弃了抵抗。随后,这20多人都被押送到巴黎近郊的一处秘密监狱里。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进监狱了!”巴贝夫自我嘲讽道。
巴贝夫第一次被捕入狱的原因,是他成了抗拒缴纳捐税的非常热烈的辩护人。其间,巴贝夫甚至在对佩朗和鲁瓦地区的群众宣传中,说道:“必须停止缴纳这些捐税,而在非交不可的时候,就用暴力来反对那种试图恢复捐税的暴力……”
于是在1790年5月19日当天夜间,巴贝夫被捕。两天之后的21日,他被投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康斯列热尔监狱)。这是巴贝夫人生中第一次入狱,属于君主立宪派的当政时期。
好在马拉等众多革-命者的无私帮助下,巴贝夫在7月初得以无罪释放。
第二次被捕时在1791年春,那是巴贝夫被选为他定居的圣·吉尔镇的委员。由于巴贝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召集了市民大会,强迫支持吉伦特派的市长在某个意见书上签名。于是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将巴贝夫再度逮捕,这是巴贝夫的第二次被捕。
但在出庭受审的时候,证人们众口一词地为被告巴贝夫辩护,他们的辩词对巴贝夫赞赏有至。到最后,法庭只得将巴贝夫无罪释放。巴贝夫在证人的拥簇下如闪电般归来,受到了人民的欢呼。
巴贝夫的第三次被捕,是在1793年11月,在巴黎粮食管理局担当秘书的时候。
期间,因为过期的往事,代表巴黎粮食局的巴贝夫与索姆省政-府的工作往来中关系恶劣。不久,巴贝夫遭遇索姆省高等法院的缺席审判,被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外,索姆高等法院还致函给治安委员会和巴黎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罪犯巴贝夫”。
雾月24日,也就是11月14日,巴贝夫遭遇巴黎警察局的被捕。但随后,有人向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委员进行了举报,“宣称巴贝尔公民是被索姆省官员陷害的,审判也是非法和无效的。”
不久,治安委员会便指派主管警察总局政治部的安德鲁-弗兰克上尉,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一周之后,安德鲁在写给索姆省高等法院的书信中说:“据政治部调查所知,在派往巴黎粮食管理局以前和在巴黎任职期间,巴贝夫公民在公民责任感和廉洁方面无可争议。据此,我们怀疑判刑二十年的理由是否充分,请派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听证质询。”
由于索姆省方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派专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质询,因此在12月7日,巴贝夫被巴黎警察局释放,理由是“不允许拿一个具有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的人的自由当儿戏”。
然而,索姆省政-府与刑事法庭依然通过某种政治交易,向巴黎治安委员会和司法部提出了请求判决应该执行,巴贝夫应该收到逮捕。于是巴贝夫于1794年1月1日,第四次遭遇被捕。
此刻,巴黎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对巴贝夫深为同情,并且也尝试帮助他,但进展缓慢。当巴贝夫的朋友再度向“正义的安德鲁”寻求援助的时候,这位政治部长断然拒绝了。那时还是小胳膊小腿的安德鲁,没有任何勇气,去反抗来自治安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
但不久,安德鲁还是承诺了两件事:第一,将巴贝夫从环境恶劣的卡拜政治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卡姆监狱里;第二,将巴贝夫的同事蒂博多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允许他查阅有关巴贝夫的材料,汇集有利于巴贝夫的证明,准备材料,写成长篇辩护书。
很快,巴贝夫的案件转移到巴黎最高法院。牧月21日(6月9日)的庭审之后,该法院正式宣布,对巴贝夫的判决以及一切预审均为无效,并将案件转到埃纳省法院,做异地审理。
获月30日(1794年7月18日),代表埃纳省法院的雅各宾派检察官下令释放了巴贝夫。于是巴贝夫又重新回到巴黎粮食管理局任职。此刻,距离热月政变也只有九天时间了。
在热月政变前后,巴贝夫支持以塔里安、弗雷隆、安德鲁等人为首的热月党人。因为他反对1793到1794年的“专-制”的革命政府与“恐怖制度”,对“恐怖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深恶痛绝。这一期间,巴贝夫在其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反罗伯斯庇尔的言论。
在热月九日之后,巴黎公社和一些组织的幸免于难的活动家,残余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试图联合起来,在一座前主教宅邸恢复了所谓选举俱乐部,宣扬与捍卫“1793年宪法精神”。经朋友介绍,巴贝夫也加入到了选举俱乐部。
9月到10月间,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针对热月党人领导的国民公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很快,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下令查封了选举俱乐部。10月中旬,俱乐部主任列格雷被捕,巴贝夫也被通缉。
其后,巴贝尔借助某个朋友的关系,不请自来的前往波旁宫,成功见到了安德鲁。于是在四天以后,巴黎警察局撤销了对他的逮捕决定。然而,选举俱乐部依然被取缔,不得再度恢复。
当安德鲁前往东比利牛斯军团督战时,巴贝尔拒绝了前者一同前往西班牙的邀请,继续留在巴黎搞他的平等革-命。
而此时,《人民的保民官》的主要赞助人,居富瓦撤销了对巴贝夫的赞助,并声明今后和巴贝夫的报纸绝无联系。不过,巴贝夫很快找到了新的赞助人,那就是国民公会的代表,约瑟夫-富歇。
在停刊了两个月之后,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在富歇的帮助下,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重新复刊。
雪月4日(12月24日),国民公会再度废除了最高限价。而随着最高限价令的废除,除了最基本的面包和燃料之外,巴黎的其他商品价格开始一路飙升。
此刻,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此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10%,甚至更低。
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雪月19日(1月9日)的《人民保民官》报的报头写道:“非面包的商品价格飞涨。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顿。而每日超过限额的流民被禁止进入巴黎。武器和衣服生产的停止……由于取消最高限价而取得的令人厌恶的好处……给商人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渴求所提供的极为有害的行动自由……”
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巴贝夫公然宣称:“毫无疑问,用不了太久,一场席卷巴黎的人民起义即将到来”。
很不巧的,安德鲁在返回巴黎,途径中央大区首府和卢瓦雷省省会奥尔良市的期间,意外看到有人在街头宣读《人民保民官》上刊登的这一篇反对国民公会,号召民众起义的文章。
看完之后,安德鲁显得勃然大怒。那是巴贝夫显然违背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一份协议,那就是“不得在报刊杂志与公众场合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随即,安德鲁通过臂膀信号机给巴黎警察局发去电报,要求德马雷局长亲自带队,将巴贝尔及其一干同党逮捕归案,关押到巴黎近郊的监狱或是某个废弃的修道院。
至于上述这些人的密谋地址,安德鲁让德马雷直接询问约瑟夫-富歇。
于是在遭遇警察们的逮捕时,巴贝夫还异常乐观的告诉同样身处桎梏的革-命战友们,说即将返回巴黎的安德鲁-弗兰克公民,一定会来解救大家的。
的确,安德鲁在回到巴黎的第四天,站到了巴贝夫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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