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四十一)黄河之水天上来
“据我所知,丽妮小姐说的这支女子奇兵名叫飞云队,是以人力借势滑翔,还得借助天蚕丝吊索之力,方可奏效,”赵春泽说道,“其队员皆为女子,是因为女子身体较男子为轻之故,其法操练颇为不易,这支女子奇兵本有五百多人,镇南关一役,亦建殊勋,因其连番剧战,多有折损,归国时已不足百人,刘永福将军极是痛惜,遂遣散之,盖不忍此等奇女子全没于血腥沙场也,我听闻此事后,不禁为之感动,由是生出制造飞机的念头,期望有一天能够振翅九霄,以纪念这些巾帼英雄。”
听了他的话,海军众将也都禁不住悚然动容。
“赵先生说的是,”徐振鹏有些感慨地说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飞机,那些牺牲于沙场的巾帼英灵,当含笑九泉了。”
“为什么每一项新明总是最先应用在军事上,真是很奇怪。”丽妮说道,
“又来了,”孙纲看着眼前的法国美女,不由得一笑,对她说道,“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吧?”
“我忘了,在场的全都是军人,而军人,是离不开战争的。”丽妮莞尔一笑,说道,
孙纲问了一下眼前这架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具体信息,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不足1oo斤的小型汽油动机,是“军械司”的这帮牛人仿照法国汽车的动机自己动手制造的,并采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纵翼的设计,这些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极为先进的设计了,孙纲立刻给赵春泽安排让他继续完善这种飞机,并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让这种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挥作用。
目前地飞机应该只能用于侦察或者通讯运输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会对中国地军事变革产生深远地影响!
飞机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从飞机“迫降处”回来。孙纲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关于英国海军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人的第一站是威海卫。虽然知道叶祖圭已经做了布置,但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只有孙纲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英国人的反应其实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旅顺和大连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刘冠雄说道,“山东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颇有不可遏制之势。又恰逢黄河水灾,而眼下朝廷处置不当,列强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给列强贻以口实,局面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刘冠雄说的这个情况孙纲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
北洋军情处近期已经把山东生地事报给了他,之所以他没有表什么意见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为他总在海军里面混。对于这类的事情。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oo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6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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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海军众将也都禁不住悚然动容。
“赵先生说的是,”徐振鹏有些感慨地说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飞机,那些牺牲于沙场的巾帼英灵,当含笑九泉了。”
“为什么每一项新明总是最先应用在军事上,真是很奇怪。”丽妮说道,
“又来了,”孙纲看着眼前的法国美女,不由得一笑,对她说道,“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吧?”
“我忘了,在场的全都是军人,而军人,是离不开战争的。”丽妮莞尔一笑,说道,
孙纲问了一下眼前这架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具体信息,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不足1oo斤的小型汽油动机,是“军械司”的这帮牛人仿照法国汽车的动机自己动手制造的,并采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纵翼的设计,这些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极为先进的设计了,孙纲立刻给赵春泽安排让他继续完善这种飞机,并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让这种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挥作用。
目前地飞机应该只能用于侦察或者通讯运输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会对中国地军事变革产生深远地影响!
飞机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从飞机“迫降处”回来。孙纲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关于英国海军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人的第一站是威海卫。虽然知道叶祖圭已经做了布置,但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只有孙纲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英国人的反应其实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旅顺和大连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刘冠雄说道,“山东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颇有不可遏制之势。又恰逢黄河水灾,而眼下朝廷处置不当,列强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给列强贻以口实,局面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刘冠雄说的这个情况孙纲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
北洋军情处近期已经把山东生地事报给了他,之所以他没有表什么意见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为他总在海军里面混。对于这类的事情。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oo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6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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